写作，行走中的快乐

日期：2008-06-05 作者： 来源：

    李   辉

    “新专列”栏目是各校文学社团尽显风姿的园地，同学们在这里写作、绘画、赋诗，展现当代中学生的多才多艺。本期《新读写》重点推出两所学校的文学社团，分别是：上海市横沙中学的“雏凤”文学社和上海市南汇区第三中学的“操觚染翰”文学社。

    文学社团是爱好文学者的乐园，也是有志于文学创作和研究的学生的团体，是吃文学小灶的地方，补充给大家课堂中无法接触到的文学类型、作品以及专业知识，为今后在这个领域的深入钻研打好基础，也让大家见识到文学专业丰富、活泼、引人入胜的一面。

    本期我们特邀三位名家，为大家讲一讲文学社的故事。散文家李辉为我们讲述了他在文艺宣传队中触摸到文学的火花，进而与文学越走越近的往事。语文教师邱剑云则娓娓道来他的文学社情结。本刊编辑徐宗琏整理了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中学生文学社团资料，仔细找一找，会发现你喜欢的大作家小时候也是文学社的骨干呢！

    欢迎全国更多的中学文学社团毛遂自荐，在我们的《新读写》上挥笔泼墨，展现不一样的青春与活力。

    编   者

    作者简介

    李辉，著名作家，《人民日报》文艺部编辑。主要作品有《胡风集团冤案始末》《沈从文与丁玲》《萧乾传》《黄苗子与郁风》《沧桑看云》《在历史现场》《和老人聊天》《百年巴金——一个知识分子的历史肖像》《一纸苍凉——杜高档案》《黄永玉——走在这个世界上》等。1997年散文集《秋白茫茫》获首届鲁迅文学奖。2007年4月，因发表“封面中国”系列作品被第五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评选为“2006年最佳散文家”。

    我的家乡在湖北随县（今改名为随州市），中学生活在1970到1974年间度过。对于我们这代人，恐怕很多人在中学期间都没有过文学社团的经历。1966年“文革”爆发后，教育完全瘫痪，文化被贬斥，教师成了社会地位最低下的“臭老九”。我的印象中，一直到1970年我们入校那年，随县才恢复了中学。我的同龄人的经历想必大致如此。

    中学虽然恢复，但考试制度、教材、教师乃至授课方式，都与“文革”前大相径庭。在经过“文革”头几年“造反有理”的红色风暴冲击之后，那个年代，校园里盛行“知识越多越反动”的观点。所谓文化学习不过是一纸空文，老师在学生面前不得不灰溜溜地“夹着尾巴做人”，哪里还有热情和兴趣来辅导、鼓励学生们认真学习？少不更事的学生们，自以为“老子天下第一”，目中无人，仿佛手中挥舞着一把尚方宝剑，可以呼风唤雨，肆无忌惮。殊不知，所谓尚方宝剑其实也是一把双刃剑，在刺伤老师的同时也刺伤了自己。似乎可以随意进出教室，不必用功学习，自由之极，但时光也就一天天白白流过，既无知识，更不专长，徒留下诸多遗憾。

    在这种情形下，中学校园里不可能有“文学社团”生存的空间。记忆中，只是在1972年的暑假里，短暂地和几位同学自发成立过一个学习小组，但主要是复习功课，做做假期作业，如此而已，谁都没有想到去练习写作，更何谈做一个文学的梦。

    虽无文学社团，我却幸运地拥有了另外一个天地，开始了最初的写作。

    或许属猴缘故，本人自幼就爱欢蹦乱跳，小学时总被老师相中，安排演出文艺节目。进入中学，仍沿袭这一“嗜好”，成为学校文艺宣传队的一员。学拉二胡、吹笛子；学唱京剧、跳舞、打快板……暑假时，宣传队还集中住到学校，离家里其实只有二百米，却也煞有介事地睡在教室里不肯回家。1972年，家乡所属的襄阳地区的歌舞剧团来我们学校招一批初中学生去培训，叫做“样板戏普及班”，我居然被选中，去扎扎实实地正规学跳芭蕾舞。结业时，我的角色是跳《白毛女》中的大春，与扮演喜儿的女同学跳双人舞。我的资质显然还是不够，结业后未被留用，我又回到学校继续学业。不过，我也没有离开过学校文艺宣传队，一直到1974年高中毕业。

    乐器没有学会，跳舞只是业余，写作却一直让我迷恋不已。无形之中，文艺宣传队却成了我大胆练习写作的最好场所。

    那时的学校，上课基本处在可有可无的状态，这就为我们宣传队提供了更多的唱唱跳跳的时间。每到下午三四点钟，大家就集中一起，开始了欢快的娱乐。学校文艺宣传队当时的主要任务，每逢节日或庆祝活动，不是在校园演出，就是赴工厂农村军营慰问表演。这种场合，总是需要排演一些应景节目的。年少如我者，居然不自量力地每天都在写写画画，歌词、对口词、三句半、快板书……什么都写，我这个小作者，后来更成了写作主力。在这样的过程中，从来没有感到枯燥、厌烦，反而充满快乐。到了高中一年级，胆子竟然大到把《解放军文艺》上的一篇描写红军生活的短篇小说《南瓜的故事》，改编成小歌剧，由辅导音乐的江舜华老师谱曲，交宣传队排练并演出。高年级的同学开我的玩笑，叫我“小作家”。虽不知“文学”和“作家”为何物，听到这样的称谓，心里还是美滋滋的。

    所谓写作，不过是把报章上的时事与政治口号，与慰问对象的特点综合起来，改编成压韵的句子而已，谈不上任何文学性。但在一个文化被阉割、教育被扭曲的年代，对于我，这却是接近写作、练习写作的唯一途径。这样的写作，让我的生活充满新奇，少年的经历也多了色彩。

    现在想来，对一个中学生来说，兴趣的培养或许远比水平的高低更为重要，写作应是促成个人全面发展的快乐因子。写作如果不让人感到愉快，而是令人发憷，甚至望而生畏，那还有什么意义？又焉能吸引学生迷恋其中？ 

    一个作家或者知识分子，他的写作重在历史良心与社会责任，不可掉以轻心。中学生则不同，写作首先应该让他感到快乐，由快乐而亲近，由亲近而互相拥抱。